后现代主义回归了！而建筑界对这场酝酿已久的复兴情感复杂。2014年 Metropolis 杂志（Metropolis Magazine）刊登了“纽约最佳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榜单，上榜建筑都是一直以来被纽约地标建筑保护委员会（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所忽视的，并因此面临着被改造或者拆除的危机。去年，詹姆斯·斯特林在伦敦设计的 Poultry 路1号被列为文保建筑。该事件激起了一场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国后现代主义建筑价值的论辩，因为这代表着这批后现代建筑的年岁已经让他们拥有被英格兰历史建筑暨遗迹委员会（Historic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Commission for England，简称 Historic England）列为文保建筑的资格了。最近前 FAT 合伙人肖恩·格里弗斯（Sean Griffiths）极力反对这场复兴，他认为在川普时代讽刺不再是有效的政治工具，因此这种以讽刺为风格的建筑过于危险。但明年伦敦的 John Soane 博物馆将会举办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展览，看来这场辩论会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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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复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人们开始厌倦平静的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主义和技术至上的地标建筑时，后现代主义美学再次刺激大众感官并广受欢迎。但追溯历史或者色彩绚丽标志后现代主义道德观的回归，本质上与上世纪中期丹麦一个办公大厅中的 Hans Wegner 椅子象征社会民主价值无异。也许更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是否，或者我们是否应该，以哲学的视角回归后现代？而后现代深层的哲学又究竟是什么呢？
Terry Farrell 和 Adam Furman 共同出版的新书正是探讨这些问题。《重访后现代主义》47页的建筑图库为读者呈现大量案例。全书分为两部分，在前半部分 Farrell 以个人的视角回忆后现代主义的兴衰：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曾被纽卡斯尔市（Newcastle）大量高层住宅的兴建所震撼；大学时代他追崇折衷主义，并与后现代主义先锋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布朗结交；而在职业生涯中 Farrell 完成了他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代表作——伦敦的军情六局 MI6 大楼。在书的后半部分，设计师、建筑师 Furman 以学者和后现代建筑狂热爱好者的身份关注后现代主义时代，因为年轻的他并未能亲身经历那个年代。
对于两位作者而言，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不是简单的建筑样式，甚至不是具有明确定义的运动，而是从不同建筑师的各种实践中呈现出来的趋势。书中的案例包括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及建筑师，还有一些并不是特别典型的案例，比如柯布西耶晚期的拥抱质朴、具有粗野美学的建筑——朗香教堂，受到乡土建筑影响的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主义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以及埃罗·沙里宁的表现现代主义作品。 此外，Furman 提到像简·雅各布斯这样的理论家，后者曾倡议在城市规划中重视多向性和保护社区，而在探讨后现代主义社会道德观时，作者提到了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对乡土建筑的探索。
两位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形式”。它并不具有特定的原则或者美学标准——不是明亮的色彩、历史建筑的形式或者装饰性的颜色——而是由折衷主义、包容性和文脉性定义。这样，我们可以从粗野主义的物质性、Superstudio 以网格作为组织方法的批判性探索和查尔斯·科里亚在建筑设计中融入的印度象征符号等等的相关实践中寻觅到后现代主义的精神。
现代主义建筑推崇理性、发展和科学胜于直觉和情感，而后现代主义运动则是对我们习以为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的一次回应。现代主义者不断寻找可以回答在地问题的普世答案，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试图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汲取营养，并重视文脉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的地位。后现代主义最终与特殊审美趣味结合，至少在英国是这样，撒切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金融机构在伦敦找到了自己的视觉表达语言。但作者指出，后现代主义作品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共通性：建筑师比如里卡多·波菲尔（Ricardo Bofill） 设计巴黎的社会住房，就像现代主义将其原则用于建造银行一样。
最后，Furman 和 Farrell 试图为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文脉和历史敏感度制造最有代表性的案例。 Farrell 强调这场运动认识到社区和本土的重要性，并提出建立社会结构的挑战。 Furman 指出后现代具有助于解放社会的潜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各个时代和地域的文化参考；道德伦理、性少数群体与个人选择的接受度不断提高——历史已经自我崩塌，过去的确定性正在消解。
今天既是一个强烈反对全球化的同质效果的，也是极力拥抱多样性的时代，所以我们并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想法在今天可以引起共鸣。虽然这两种倾向并不必相冲突，但事实如此，正如许多国家对“各处的公民”（citizens of the everywhere）和“某地的公民”（citizen of somewhere）两种概念的区分。Farrell 提到，在英国“品味和文化的辩论总是在全球化与本土特色之间展开的。”这样看来，后现代主义项目在指责它们太过宽泛、难以定义的论点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但是正如它没有提供普世真理，它也不会力求提供简明的回答或者解决方案。而也许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开阔和开放让各种思想得以发展延续。
Debika Ray 是一名伦敦自由记者、作家和编辑，拥有12余年的工作经验，她的文章广泛发于日刊、周刊和月刊。2017年10月，她担任建筑与设计杂志 Icon 的主编。同时，她还是 Clove 杂志的创立者和编辑。该杂志关注南亚文化，2017年开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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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1513215939 "在国际化背景下，为什么后现代主义没有消亡反而复出了？")
